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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课本中的古诗文之变

发布时间:2020-07-13 20:14:25 阅读: 来源:PPA厂家

“我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师范大学时的一句话,把中小学教材的编写问题拉入人们的视野。

据《瞭望东方周刊》了解,习总书记的话是针对之前媒体报道的“上海小学一年级语文课本删去全部古诗”话题,有感而发。

“上海可以自己编写课程标准和教材。开始浙江跟上海是同一个标准,但因为两地差异大,后来浙江退出,使用教育部通用课程和教材。所以只剩下上海和全国其他地方不一样,仍然自己编。”人民教育出版社退休编辑顾振彪告诉本刊记者,“上海小学一年级删去古诗只是个别情况,全国其他地方的教材中,古诗文所占比例并没有变化。”

北京海淀区魏公村中关村南大街一座20余层高的大厦,是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所在地。教育家叶圣陶曾是人教社首任社长。

60多年来,人教社一直负责编写全国的中小学教材,直至上世纪80年代末,教育部推行“一纲多本”,它对教材的垄断才被打破。但时至今日,人教社仍是业界公认的中小学教材编写实力最强、最权威的出版社。

2014年10月,本刊记者走进这里,梳理出新中国语文教材的编写历程。

语文教材成了报纸杂志集锦

“解放初的语文教材中,古文比例是比较小的,因为课文总数就很少——当时刚解放,编写来不及。”72岁的顾振彪谈起新中国成立后语文教材的编写,如数家珍。

他是人教社原中学语文编辑室主任、全国中学语文协会学术委员。1965年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文革”结束后到人教社工作,参加了之后人教社所有版本语文教材的编写,并著有《中国文学63讲》。

在人教社的内部图书馆可以查到以往他们编写的所有教材,包括小学、初中和高中,版本数量之多,堪比一些大学图书馆的藏书规模。在这里,本刊记者查阅了所需资料。

现在的中学语文课本,一册书一般有30篇课文,包括现代文和古文。

而解放初的1950年版和1953年版,初中语文只有20多篇课文。本刊记者查到,最重要的是,这两版的初中语文第一册中没有一篇古文。

“当时刚刚解放,新中国成立了,要搞新的。这个时候思想政治教育抓得比较紧,古诗文就少了。”顾振彪说。

“到了1955年,我们的教育学苏联,苏联的语文教科书文学和语言是分开的,文学一本,俄语一本。我们国家也编了两本:文学和汉语。在文学课本中,古诗文比例比较大,初中课本占30%到40%,高中达到50%。”

《瞭望东方周刊》在人教社图书馆找到了这个版本的文学课本,封面装帧朴素,白底上印着墨蓝色的“文学”二字。

这套教材只用了一年半,1956年以后,“反右”开始,这套教材被弃用。

接着要重新编写教材,编写精神是“突出无产阶级政治”。

顾振彪对本刊记者说:“当时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所以教科书选了大量的报纸、杂志文章。比如说农业生产亩产几十万斤,放卫星,农民公社吃大锅饭好。后来这套教材被批评是‘报纸杂志的集锦’,因为经典文章非常少。”

本刊记者在图书馆看到了1958年版的初中语文第一册,只有14篇课文,没有一篇古文,课文中有民歌《永远跟着毛主席》,应用文则是《给徐特立同志的一封信》,时代色彩浓厚。

“文革”前最好的一套教材

“到了1961年,反省‘大跃进’,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教育方面也要整顿提高,就搞了中学‘六十条’,小学‘五十条’。语文重新制定教学大纲,1963年正式颁布。”顾振彪说。

1963年编的这套语文教材中,古诗文再次出现,初中各册约占30%?40%,高中约占40%?60%。但是,这套教材没编完“文革”就开始了。

本刊记者在图书馆也查到了这套教材,课文编写范围非常广泛,比如初中第一册中有《伊索寓言》《天方夜谭》,古诗文取材于《战国策》《论语》《孟子》等,还有两个古代诗歌单元。

“一般人认为这套教材是编得最好的。它主要培养学生的阅读写作能力,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比较扎实,文学氛围也比较重,古诗文的比例比前面几套教材都要高。”顾振彪说。

这套教材大概可用到初中二年级时,“文革”开始了,后面几册还没有编好,但可以在图书馆查到目录和大纲。

“‘文革’开始前,这套教材就不断受到批评。比如教材选了孟子的《鱼我所欲也》,有人说它宣传人性论,有的课本只好把它撤下来。‘文革’中,人教社没有了,因为当时教育部撤销了,而人教社是教育部的直属单位。”顾振彪说。

他告诉本刊记者,“文革”期间,各省自己编教材。当时只有毛主席语录和鲁迅的文章是安全的,就连红色经典《红日》《红岩》都不能选。“教科书几乎没什么东西可以学了,古诗文又非常少,还要遭到批判。比如说上海的教材选了柳宗元的《捕蛇者说》,但还要加一通批判:蛇很毒,但是封建头子比蛇还要毒。”

“初中文言文不要超过20%”

“文革”结束后,1977年人教社恢复,又开始编全国通用教材。这次的教材编写由教育部副部长直接负责,召开了“中小学通用教材编写会议”,人教社组织人员制定教学大纲,编写教材。

顾振彪回忆,当时在全国范围选调来一批优秀老师和专员,两三百人,各个学科都有,其中参与中学语文的有20多人,小学语文有30多人。

这套1978年出版的教材,仍然保留着《草原人民歌唱华主席》《大寨花开红烂漫》等带有鲜明的那个时代特色的课文。经过1982年的修改,才去掉类似文章。在这套教材中,古诗文比例约30%。

就在这套教材大纲修订之时,1986年的一次教育会议上,当时国家教委的一位领导传达了这样的精神:古诗文不利于思想教育。“他说初中文言文不要超过20%,而且要求只要读一读、背一背,了解内容大意就可以了,词句不要死磕。比例减少,放低要求。”顾振彪回忆道。

这种精神很快反映在教材上。1987年到1988年,在1978年的教学大纲框架下,人教社对语文教材“大修”。本刊记者看到,此时的教材增加了大量现代文,删减古诗文,初中第一册语文课文达到了40篇,是所有教材中课文数量最多的版本。

同时,1987年也开始修订1978年的教学大纲,新大纲规定义务教育语文教材中古诗文不超过20%,根据这个大纲新编的教材,到1993年向全国推开。但到了90年代中期,教育部对古诗文的指导精神又变了,所以1999年对义务教育教材又修订了一次,到2000年古诗文比例又恢复到30%。

全国语文教材共有“八套半”

上世纪80年代教育体制改革中的一项是教材编写放开,实行“一纲多本”——全国采用一个教学大纲,但教材可以多种多样。这意味着人教社对教材的编写和出版的垄断被打破。全国有条件的单位个人都可以编写教材,但要送教育部审查。

此后,1990年出现了其他出版社的义务教育实验教材,到1993年,“一纲多本”的各种教材在全国推开。其中人教社、语文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教育出版社、四川教育出版社等各自出版了自己的教材。当时的全国语文教材共有“八套半”,其中半套是河北省一个复式班使用的——因为条件艰苦,小学一二三年级在一起上课,高年级则独立上课,所以编了半套教材。

不同出版社的教材主要差异在哪里?

“一纲多本,各种教材应该各有特点,但实际上没有做到,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到现在也如此。”顾振彪说,“当时设想很好,山区农村地方可以编得浅一些,多些关于农村的内容;而像北京上海一些水平比较高的学校,应该编比较深的教材。但实际上,农村不愿意用浅的教材,他们说,孩子本来在农村,用浅的教材就更考不上大学了,宁愿用重点中学的深教材。主要根源还是应试教育,教材的编写往往也要考虑考试。”

现在全国的中小学语文教材,小学有13套,初中8套,高中6套。选用教材的权利细化到每一个省的地级市区。

“按照教育部规定,学校应该有(选教材的)决定权,但现实条件达不到,比如说小学有13套教材,发到每一所学校让教师自己挑,做不到,所以由每个地区统一选。”顾振彪说。

2001年教改加强人文性

2001年,教育部实行课程改革,以前的教学大纲更名为课程标准。这是“文革”之后教材变动最大的一次。

语文课程改革的重点,在于“加强人文性”。

“加强人文性。就是加强人文教育,提高人文素养,强调首先要培养人。而过去的教材侧重于技术训练。”顾振彪告诉本刊记者。

2001年课程改革后的语文课本,最直观的变化是编排体例。以前的课本,每册的每个单元按照文体来分,而课程改革之后的课本,每个单元是按人文主题划分的,一个主题一个单元。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都德的《最后一课》都涉及教育,放在一个单元。这种编排体例沿用至今。

课程改革之后的古诗文有所增加。各套教材存在差异,但大体比例是,初中占30%左右,高中50%左右,小学语文中的古诗增加较多,在课程标准附录的推荐篇目中,小学阶段的古诗有70首。

2001年的课程标准实行之后,又经过十年,顾振彪说,业内的结论是“学生的人文素养提高了,但读写技能削弱了”。

2011年教育部颁布了新的课程标准,要纠正过分强调人文性的偏向,提出“寓人文性于工具性之中”,强调“培养学生应用语言文字的能力是语文的基本任务”。

“工具性和人文性要统一,不能像钟摆一样。”顾振彪说。

在古诗文比例上,新的课程标准与之前差异并不大,只是高中选修课中古诗文有所增加,比如《史记选读》《唐诗选读》《红楼梦选读》等。

依据2011年新课程标准编写的教材,现在还在审查中,没有出版。预计新教材将在2015年秋天印刷使用。

“文革”后有没有公认的比较好的教材?

顾振彪的回答是:“高中1997年的那一套教材,初中1999年的,都很好。2001年之后的教材,编写上有进步,但很多人认为对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不是很有效,学生写作文错别字多了。”(柴爱新 本刊实习生张璐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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