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粗鄙与内心的荒芜

瓜田推荐辞：瓜田先生十分赞赏这篇文章，认为这是搔到这个社会一个痒处的批评。大陆文化的缺失，不是短时间造成的，大革文化的命是走到了一个极端。有人会说，上上下下的官员不是都有大学文凭吗？是有，多半还都是真的，但进过大学门，不等于就有了文化。大学校长抄袭论文和贪污腐败的成群结队，这种素质，就是戴过博士帽也还是没有文化。我们的讲话和文件的干巴枯燥，除了没有文化，还与思想僵化有关。

至少从我懂事起，但凡上头出了个什么政策，各地就在繁华街头挂上相应的标语，以示重视和正在落实中。不论标语的内容如何，它们在语言风格往往出奇地一致，都表现得很强势。文革时期的各种“打倒”“砸烂”自不必说，近些年来，光计划生育标语就够吓人的，本来可能不过是严格的工作要求，非要表达成血腥味十足的土匪腔调，让人看了心里堵得慌。值得探究的是一个现代社会的政府部门何以公然使用如此粗鄙的语言，除了某些政府刻意要造成某种气氛外，是否也反映出主事者的个人素养出了毛病？

随着多年的更替换血，今天政府机关里已经很少有文化程度特别低的工作人员了，特别是主要的领导干部几乎都接受过完整的学历教育。按理说，政府的文字工作至少应该比过去更具文明气息。可是非常奇怪的是，某些地方政府的各种文牍却仍然保持了几十年来一贯的僵硬腔调。纸质的文件、报告自不必说，某些领导的口头讲话也往往是千人一面、千篇一律，形式上是标准的党八股，罗列一二三四五，下面再分第一到第N；语言上干巴粗鄙，通篇空话套话，不是“真抓实干”就是“努力加强”，没有文采、没有生命，言者有口无心，听者昏昏欲睡。有人说，政府工作又不是文人雅集，把意思说明白也就行了，要什么文采啊？这话当然也有道理，领导讲话毕竟不是演讲比赛，让大家听得懂是最基本的要求。但是你讲话的最终目的肯定不仅仅是让听众听懂，而是要让他听进去，留下深刻印象，所以如何吸引听众的专注度就很重要。以某些地方的反腐报告为例，案件各不相同，讲话却是千篇一律“某某某走上犯罪道路，辜负了党对他多年的培养，教训沉痛深刻，希望广大党员干部引以为戒，主动加强世界观改造，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云云。本来一个领导人贪腐犯罪是件很沉重的事，但总结起来却总是陈词滥调、苍白贫乏，让人丝毫产生不了“沉痛深刻”的感觉来。

与此相对照，台湾有一例子：2008年12月，台湾刚刚卸任不久的前“总统”陈水扁因贪腐案被台北地方法院裁定羁押，有媒体采访新任“总统”马英九怎么看。马英九只回答了四个字：“哀矜勿喜”。“哀矜勿喜”语出《论语o子张》，曾子说：“当官的不走正道，百姓早就离心离德了。你如果审出了罪犯实情，应当怜悯他们，而不要自鸣得意。”在阿扁入狱之际，马英九引用哀矜勿喜四个字，典雅简洁而内涵丰富，非常贴切地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是对扁的入狱表达了遗憾与同情；二是表明本人与本党不会因此而幸灾乐祸；三是含蓄地表达了本党应谦卑以对并引以为戒的意思。其实不独马英九，从电视上我们经常看到台湾大小政治人物在公开场合讲话，都非常儒雅真诚，几乎听不到我们这边耳熟能详的各种套话官话。近日丁辉先生在《杂文报》发表《传统的台湾》一文，赞扬台湾保存了非常好的中国文化传统，台湾人从小饱受诗书教化，旧学底子比大陆人士普遍要高很多。这就为我们解释了台湾政治人物为什么讲话出口成章的原因所在。

除去文化底蕴上的差别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两地官员讲话的诉求对象是不同的。在台湾地区，官员在公开场合的每一句话都是要讲给民众听的，他要思考如何才能打动人心，所以他的姿态必须是谦卑的，他的表达得要是真诚的。而我们这边，官员讲话台下坐的基本上是比他官小的，他随便一句话都是重要指示，听众都要“认真消化、贯彻落实”。不需要诉诸听众感受，自然也就省去了字斟句酌，想咋说就咋说。这种居高临下唯我独尊的语境下，官员缺乏敬畏之心，嘴里自然说不出感动人心的话语。医治恶劣的文风，不是光多看几本书提高提高文化水平的事，而是从“心”做起——只有拥有一颗悲悯善感的心，才能说出感动人心的话，温家宝总理的许多即兴演说都是很好的范本。（文：叶燕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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