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财政与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

公共财政与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表示，在十八大之前，我们观察到，决策层把城镇化的作用定位为，今后中长期发展的动力源和发展引擎，然后强调的是新型城镇化；在十八大之后，从关于城镇化进一步的研究和有关管理部门给出的指导信息来看，从决策到管理，越来越清晰地形成了新型城镇化的基本共识—以人为中心，以市民化为核心。　　在贾康看来，新型城镇化必须解决的问题是，怎样在几十年时间段内，让从农村转为城市定居的几亿人口，享受市民化的、无歧视的国民待遇。

新型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增加投入　　中国城镇化水平一路提高，未来更多人口要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更多城镇人口不得不在各个方面接受和维系的框架之下，给出基本服务。“这是非常现实的挑战，没有这样一个有效供给、一步步提升的可持续性，那么总体的新型城镇化发展就成了空话。”贾康表示。　　未来三十年的时间段内，新进城的四亿人，人均十万块钱的基本服务费，4亿人的基本服务费用需要多少？40万亿。加上不同特点的各种支撑要素的变动，这个数字只会更大，不会更小。很现实的问题是，以市民为核心，才能够保证新城镇化健康可持续。　　“已经进城的2.7亿人里，夫妻在一起的不超过两成，带上孩子的不超过一成，80%以上是夫妻分居，90%以上孩子是留守儿童。有没有可能解决户籍问题？有效供给跟不上。”贾康表示。　　他建议，中央必须强调，在压力不大的中小城镇赶快放开户籍限制，或循序渐进放开。作为过渡可以给居住证。新型城镇化要求的核心问题，要相对周到地处理。　　他指出，决策层在城镇化导向上特别强调了城乡一体化，这是正确的。在过去，城乡分治、城乡二维发展。新型城镇化以一体化为导向，实际上所要求的市民化上，是要考虑农村区域发展、新农村建设等丰富的内容，显然财政投入就要再增加。　　他补充说，“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增加投入问题。新型城镇化，也是对我们的规划主体，以及政府牵头的规划主体中，大量专家团队力量和民众互动，所形成的动态优化的发展方案的历史性考验。”　　结构导向与机制创新　　公共财政怎样支持新型城镇化，逐渐提高市民的满意度，逐渐促进真正有水准的，有可持续性的城乡一体化，真正打造连通着人们美好生活的奋斗目标，人文生态方面的高标准？　　贾康认为，第一，在几十年的时间段内，财政部门需要和其他方方面面主体互动，优化顶层规划，动态优化城镇区域的规划。　　第二，资金怎么投入？其实缺少基本坐标，因为说不清楚公共财政最大化和可持续发展。既然是公共财政，就必须积极参加各方活动，来优化政府辖区，以及组成全国相互协调的城镇化发展的顶层规划水平，把水平在动态中保持在尽可能高的状态上。　　其次是如何处理巨量投入？至少这几十万亿的投入，不能简单靠财政筹款，需调整政府的定位，既不越位也不缺位，让市场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市场的取向，具体划到政府的事权和责任，要合理化、细化。在职能合理化的基础之上，显然需要政府更多地考虑，政府有相对优势的的规划，以及为规划服务的政策设计。必须积极地调动，在市场发展过程中，已经进一步发展壮大起来的民间资本、社会资本和社会合力，支持可持续的城镇化。　　PPP—这种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机制，就是通过政府有限的财力，形成四两拨千斤式的发展，去提升公共工程和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来应对今后几十年，老龄化社会对我们形成的压力。　　这样的规划和投入，引出另外两个概念，一个是结构导向，一个是机制创新。　　从结构导向而言，要解决一些急需拉长的短板。比如中国现在养老产业、养老事业，急需在这方面增加投入，而且需要拉着民间资本一起做；一些中心城市区域的公共交通体系，急需一段国际经验，处理好升级。北京地铁四号线就是PPP的样本。　　从机制创新而言，社会资本投入支持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结构导向的优化，除了其放大效应和支撑之外，当然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命题，就是在社会治理的概念之下，要更加重视中国金融支持方面的政策性金融打造。“我感觉，重启政策性金融和开发性金融，是开始向政府方向调整，公共政策一定要作为后盾，支持可持续的政策体系的打造。”贾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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