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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财政与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

发布时间:2021-01-21 16:06:09 阅读: 来源:PPA厂家

公共财政与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表示,在十八大之前,我们观察到,决策层把城镇化的作用定位为,今后中长期发展的动力源和发展引擎,然后强调的是新型城镇化;在十八大之后,从关于城镇化进一步的研究和有关管理部门给出的指导信息来看,从决策到管理,越来越清晰地形成了新型城镇化的基本共识—以人为中心,以市民化为核心。  在贾康看来,新型城镇化必须解决的问题是,怎样在几十年时间段内,让从农村转为城市定居的几亿人口,享受市民化的、无歧视的国民待遇。

新型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增加投入  中国城镇化水平一路提高,未来更多人口要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更多城镇人口不得不在各个方面接受和维系的框架之下,给出基本服务。“这是非常现实的挑战,没有这样一个有效供给、一步步提升的可持续性,那么总体的新型城镇化发展就成了空话。”贾康表示。  未来三十年的时间段内,新进城的四亿人,人均十万块钱的基本服务费,4亿人的基本服务费用需要多少?40万亿。加上不同特点的各种支撑要素的变动,这个数字只会更大,不会更小。很现实的问题是,以市民为核心,才能够保证新城镇化健康可持续。  “已经进城的2.7亿人里,夫妻在一起的不超过两成,带上孩子的不超过一成,80%以上是夫妻分居,90%以上孩子是留守儿童。有没有可能解决户籍问题?有效供给跟不上。”贾康表示。  他建议,中央必须强调,在压力不大的中小城镇赶快放开户籍限制,或循序渐进放开。作为过渡可以给居住证。新型城镇化要求的核心问题,要相对周到地处理。  他指出,决策层在城镇化导向上特别强调了城乡一体化,这是正确的。在过去,城乡分治、城乡二维发展。新型城镇化以一体化为导向,实际上所要求的市民化上,是要考虑农村区域发展、新农村建设等丰富的内容,显然财政投入就要再增加。  他补充说,“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增加投入问题。新型城镇化,也是对我们的规划主体,以及政府牵头的规划主体中,大量专家团队力量和民众互动,所形成的动态优化的发展方案的历史性考验。”  结构导向与机制创新  公共财政怎样支持新型城镇化,逐渐提高市民的满意度,逐渐促进真正有水准的,有可持续性的城乡一体化,真正打造连通着人们美好生活的奋斗目标,人文生态方面的高标准?  贾康认为,第一,在几十年的时间段内,财政部门需要和其他方方面面主体互动,优化顶层规划,动态优化城镇区域的规划。  第二,资金怎么投入?其实缺少基本坐标,因为说不清楚公共财政最大化和可持续发展。既然是公共财政,就必须积极参加各方活动,来优化政府辖区,以及组成全国相互协调的城镇化发展的顶层规划水平,把水平在动态中保持在尽可能高的状态上。  其次是如何处理巨量投入?至少这几十万亿的投入,不能简单靠财政筹款,需调整政府的定位,既不越位也不缺位,让市场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市场的取向,具体划到政府的事权和责任,要合理化、细化。在职能合理化的基础之上,显然需要政府更多地考虑,政府有相对优势的的规划,以及为规划服务的政策设计。必须积极地调动,在市场发展过程中,已经进一步发展壮大起来的民间资本、社会资本和社会合力,支持可持续的城镇化。  PPP—这种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机制,就是通过政府有限的财力,形成四两拨千斤式的发展,去提升公共工程和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来应对今后几十年,老龄化社会对我们形成的压力。  这样的规划和投入,引出另外两个概念,一个是结构导向,一个是机制创新。  从结构导向而言,要解决一些急需拉长的短板。比如中国现在养老产业、养老事业,急需在这方面增加投入,而且需要拉着民间资本一起做;一些中心城市区域的公共交通体系,急需一段国际经验,处理好升级。北京地铁四号线就是PPP的样本。  从机制创新而言,社会资本投入支持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结构导向的优化,除了其放大效应和支撑之外,当然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命题,就是在社会治理的概念之下,要更加重视中国金融支持方面的政策性金融打造。“我感觉,重启政策性金融和开发性金融,是开始向政府方向调整,公共政策一定要作为后盾,支持可持续的政策体系的打造。”贾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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